《领袖与初心使命》

毛泽东与初心使命

周恩来与初心使命

刘少奇与初心使命

朱　德与初心使命

邓小平与初心使命

陈　云与初心使命

毛泽东与初心使命

杨明伟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规定的初心和使命，他自己也完完全全是这样去实践的。这里，我们仅仅从几个侧面，管窥毛泽东在初心与使命上的坚守与践行。

为信仰终身追求、初心不改
　　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为全人类谋幸福、为每个劳动者能够自由发展并结成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懈奋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确定的初心。这份初心的内涵清晰地写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初就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确立起来的。1936年10月，他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京期间“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时，明确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他说的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还说道，自1920年夏天起，“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与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经过对各种思潮、主义的反复推求比较，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毛泽东从此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坚定追求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生在理论的坚定性和道路的坚定性方面，“一直没有动摇过”。
　　从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学习、思考和实践探索来看，凡遇重大问题和思想疑难，他都要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从中找智慧、找思路、找方法；说到底，就是不断坚定初心、增强信仰的力量。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爱不释手，并不断要求党内加强学习，特别提醒：“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他还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直到去世，在毛泽东卧室床边还摆放着他经常阅读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与毛泽东一生相伴的事实。他是真学真信真奉行，是一个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人民全心全意、鞠躬尽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她的根本宗旨、执政理念是什么？她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些根本问题，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曾经从这个党与人民的关系上作过明确的解答，最具代表性的答案是毛泽东的以下一些经典论述。
　　第一句话：“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第二句话：“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第三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四句话：“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第五句话：“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第六句话：“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经典语言还有很多。毛泽东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道理，也讲清了党的主张与人民主张的完全一致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指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态度。以此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自然地成为这个党的执政理念；以此出发，这个党就自然地要求一切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做人民大众的“牛”，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胜利时，还讲过这样两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前一句是1947年10月对佳县县委的题词，后一句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原国民党军将领郑洞国所提问题的回答。毛泽东揭示了共产党取胜的根本原因。凡事为人民着想，拜人民为师，一切就都灵了，革命如此，建设如此，改革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也在这里。牢记这一点，我们的事业就能够成功；而忘掉这一点，我们的事业就面临危亡。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做到党的主张与人民群众主张高度统一、理念高度一致、情感高度融合、行动高度整齐，那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完成我们的共同事业、实现我们的共同梦想。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位，既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初心的一个重要基点，也是我们理解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就知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做，前方的路应该怎么走。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本色都不能有任何改变。
为国家和民族深谋远虑、殚精竭虑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谋划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战略。到了晚年，他更加急切地思虑和挂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大业，思考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963年9月，就在毛泽东即将进入70周岁的时候，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深刻指出，在我们基本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特别提出：“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毛泽东思考的基点和核心，就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加强大，一切工作都要早做准备，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出发考虑问题的深谋远虑。毛泽东领导制订国家发展长期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工业和战略基地。1964年期间，他在研究“三五”计划设想时特别强调，不仅要抓好农业和国防工业这“两个拳头”，还要抓好基础工业这“一个屁股”。他不断提醒人们：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敌人要来也好办；没有准备不行，要有备无患；任何工作，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和部署。
　　毛泽东始终极为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有关唐山地震的。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天津、北京等地震感明显。这时的毛泽东，基本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他一清醒过来，就关心唐山震情，亲自过目震情报告。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时，毛泽东放声大哭。身边人员回忆说：“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8月18日，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毛泽东是带着祖国还没有完成完全统一、人民还没有真正过上富裕生活、民族还没有实现伟大复兴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但他始终相信，这些“一定能够实现”！
（2018年7月4日《学习时报》）

周恩来与初心使命

费虹寰

　　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看似朴素浅白的一句话，里面有热情，有坚守，有牺牲，更有忠诚。
“为中华之崛起”而求索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他曾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
　　1910年春天，周恩来跟随伯父到东北求学。在奉天，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至今还在世间流传——
　　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员工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则出人意料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1913年，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这所新式学校在严修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人才辈出，周恩来成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选择到日本继续求学。东渡日本前，周恩来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又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篇。一句赠言、一首诗篇，表明了周恩来的远大理想。
　　在日本的求员工活，打开了周恩来由异域观察故国的新视角。他除了深入观察、深入社会生活外，每日都认真写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立志“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他重拾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杂志，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于是，他很快投入到留日员工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活动中，并加入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新中学会。
　　周恩来1918年4月23日的旅日日记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过激派”“赖宁（列宁）”“劳农”“社会主义”等夺人双目的字眼。这期间，周恩来还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日益深化。1919年4月回国前夕，他写下一首诗《雨中岚山》，诗作朴实无华，表现了周恩来初识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欢愉心情。
　　从前“谈主义，我便心跳”，“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他受邀主编《天津员工联合会报》，并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逐步成为天津员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由于领导请愿斗争被捕，系狱170天。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被拘代表们的狱中斗争情况和日记，由周恩来编成《警厅拘留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周恩来在法国补习法文的同时，开始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对信仰的追寻。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他逐个剖析在西欧社会存在的几大思潮，认为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用、不管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欧洲受到关注，特别是北欧新俄政治，尤其夺取西欧人民的眼球。周恩来认识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德、法、英等国共产党的势力正逐渐壮大。特别是德国的共产党较为活跃，党员已号称30万人。法国的共产党自从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当时也已有大行发达的势头。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收获了爱情。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来）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段有关爱情和断头台的回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死与共的爱情盟誓。甜美的爱情和坚定的初心和使命，伴随着他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直到生命的终止。
革命理想高于天
　　《共产党宣言》宣示的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936年，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在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还保存着周恩来延安时期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正如他自己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终其一生，周恩来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曾经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信仰的力量，支撑周恩来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1980年8月，邓小平曾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形象地描述了周恩来的工作状况：“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而在身边工作人员眼中，这样的工作状态更加具体可感。据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凌晨或深夜他回来，有时候累得不成样子，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艰难，拖着两个腿，非常地疲劳。我在给他开车门的同时，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右手揽着他的腰，左手牵着他的左手，那么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里，还得坐下来，在那里继续，批我们给他放下来的那么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
　　1972年5月，周恩来被诊断患有癌症，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据记载，1974年1月至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住院期间，周恩来会见外宾65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每次会见时间大都是1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15分钟。
　　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译者陈望道。他殷切地对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接着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

（2018年7月6日《学习时报》）

刘少奇与初心使命

王玉强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的一户农家。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生。
　　“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黑暗深渊中苦苦挣扎。刘少奇和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急切地寻找改变现状的办法，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曲折。
　　投笔从戎一度是刘少奇想到的救国救民之法。1916年夏，刘少奇进入长沙的驻省宁乡中学读书。受军事救国思想的影响，这年秋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1917年10月，讲武堂在军阀混战中毁于兵燹，不得不解散。从军救国的路，走不通了。
　　1919年初，刘少奇进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5月，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湖南，刘少奇急匆匆赶往北京，报考了北京大学等几所学校，均获录取。由于无力承担学费等原因，只能放弃。上大学的路，也走不通了。
　　在北京街头踟蹰的刘少奇，又辗转考入不收学费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等情况，1920年6月毕业。由于没有筹到赴法的费用，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也化为了泡影。
　　在四处碰壁中，刘少奇接触到各种新思想。在思想大潮的激荡中，刘少奇经受了思想的洗礼。对刘少奇触动最大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被他视为“最大的事情”。他回忆说：“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苏俄，是那时中国青年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目的地之一。1920年10月，经长沙船山学校董事长贺民范介绍，刘少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想办法凑齐了路费，准备赴苏俄学习。这年初冬，刘少奇和几个湖南青年一起乘坐江轮，顺江而下，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刘少奇确立人生信仰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和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一起，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这个时候，《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刚刚出版。译者陈望道常常来学校为学员们授课。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俄文以外，《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成为刘少奇手不释卷的日常读物。
　　经历五四运动后思想大潮的洗礼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初步学习，刘少奇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辨明了方向，找到了出路。他回忆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1921年春天，刘少奇同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几人从上海启程，历时3个多月，跋涉7000多里，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不久，刘少奇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在东方大学，刘少奇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确立了人生信仰。当时的苏俄，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学员每人每天也只有一磅半黑面包，常常感到饥寒交迫。紧张忙碌的学习，困苦交加的生活，思想上的碰撞冲突，有一些人承受不了，当了逃兵。但是，刘少奇却始终信念坚定。他回忆说：“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方大学发展组织。此前，刘少奇就听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便四处打听怎样加入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他向中国班的政治教导员请教入党手续，讨论有关共产党的问题，和平时熟悉的几个同学讨论最多的也是入党问题。同时，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他回忆说：“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中，刘少奇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人第一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支部委员。1922年初，他在团员调查表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刘少奇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一旦确立了信仰，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把全部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事业中去。无论在大革命时期的工运大潮、白区斗争的险象环生中，还是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都有他披荆斩棘、勇挑重担、一往无前的身影。无论参与新中国的重大决策、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以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夙兴夜寐，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常牵挂在心，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作头等大事。他惦记着东北林区的工人，要求有关部门供应胶鞋、白酒等保暖物资。他惦记着唐山煤矿井下的工人，关切地询问井下供氧量怎么样；得知井下用机械运煤、安装了送风设备时，他很高兴，说以前用驴子运煤要占用氧气，影响井下工人用氧安全。农民当面向他反映看不上电影，他记在心里，没多久，就把外国友人赠送的一台放映机，转送给河北抚宁的农民。在经济困难的日子里，他与群众一块苦、一起干。他回家乡调研44天，吃住在老屋甚至猪场，铺禾草睡门板；他从老屋门前尚有的半塘水，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主要是工作有错误，这让他夜不能寐，内疚不已。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他脱帽弯腰，低下花白的头，鞠躬致歉，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他坚决不让办旧居纪念馆，决定把老屋分给农民住，说：“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愿意搬再搬。”
　　刘少奇曾经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这是刘少奇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在战争年代，母亲跪着苦劝被捕释放后的刘少奇，不要再干这不要命的事情，他赶忙跪下请求母亲原谅自己不能从命，离开家乡再次踏上革命征途，从此母子俩再未谋面。他一生都在践行“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的誓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依然坚守着初心：“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刘少奇以一生矢志不渝的坚守和奋斗，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谛。

（2018年7月11日《学习时报》）

朱德与初心使命

左智勇

　朱德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
　　“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此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朱德的思想早早地“慢慢开展了”，理解了“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并且“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他立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8年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但“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一年下来，他“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下定决心去云南，投笔从戎。“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1909年，朱德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他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滇军名将。
　　但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也没有能使朱德实现理想。“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出路问题，不能救中国。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五四运动。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他对这些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界被大大打开了。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就和好友孙炳文埋头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书刊中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他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认为“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1922年3月，朱德离开云南，寻找救国救民真理。5月下旬，他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抵达重庆。杨森以师长之位留朱德共事。朱德以将要出国为由，婉言谢绝。刘湘以出国浪费时间和金钱为由，劝朱德赴峨眉山休养。朱德表示这是以往失意军阀政客的所谓“韬光养晦”之举，不屑仿效。6月，朱德乘船抵达上海。他阅读了朋友送来的书报杂志，了解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产生了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在上海，朱德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决定去北京继续寻找。7月，朱德抵达北京，见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孙炳文。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北京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不久，他得知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便和孙炳文启程返回上海。他们先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朱德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但朱德以决心出国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留学。但朱德“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他说：“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他告诉孙中山：“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几天后，朱德拜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但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没有实现，只能按计划和孙炳文一起到欧洲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
　　1922年9月，朱德同孙炳文等人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欧洲。此时，他已经36岁了。
　　10月，朱德抵达巴黎。他听说在欧洲的中国职工中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其主要组织者周恩来住在德国柏林。他便和孙炳文立即赶赴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这是朱德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抗战初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详细描述过那天会面的场景。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之后，朱德以“候补党员”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会后由党组织安排专人帮助学习。
　　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
　　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朱德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朱德所部孤立无援，他挺身而出，稳住军心，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延安时期，为了鼓励干部学习，党中央曾规定以马克思的生日5月5日为“干部学习节”，他被评为第一届学习节的“模范员工”。
　　80岁时，朱德还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
　　89岁时，他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90岁时，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
　　在去世前他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他的遗愿，将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2018年7月13日《学习时报》）

邓小平与初心使命

蒋永清

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初期，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青年邓小平经历了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浴火重生过程。他16岁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起一名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矢志不渝为此奋斗了70多年。
　　“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孕育了青年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夕，读小学的邓小平参加“保路运动”的鼓动活动；辛亥革命后四川各地武装起义时，邓小平曾到父亲的军营里住了两天，好奇、兴奋地体验“军旅”生活；袁世凯称帝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息。这时，少年邓小平开始萌发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中，邓小平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洪流中，产生了初步的爱国和民主的思想。1919年，15岁的少年邓小平遵父命到重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1964年2月，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时曾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到了法国，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变成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迫使他重新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超强度的劳动，以及勉强糊口的各种打短工，磨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性格开朗、乐于交际的性格又使他很快融入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圈子里。在人生观形成阶段，邓小平的信念是很纯洁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履历表时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飞经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谈，向他介绍革命思想。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有自己劳动生活的切身体会，有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再加上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观点，邓小平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他开始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6月，邓小平来到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编辑工作。这个过程，邓小平在1926年1月写的自传中说，那时社会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开蒙达尔纪时，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
　　这是一个确定人生航向的神圣时刻，需要举行宣誓仪式。年轻的邓小平心里充满了紧张、兴奋，直到60多年后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上接1版）1980年2月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修改党章的意见时，他提到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必要性：“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1924年7月，邓小平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邓小平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还不满20岁。
“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举手宣誓只是革命生涯的开步走，真正将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还要初心与使命意识的不断淬炼。
　　在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工作期间，邓小平参加编辑《少年》（后改名《赤光》）刊物。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成为一名频繁活动的坚定的积极分子。他在勤工俭学员工中积极发展一批员工加入组织；在《赤光》上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同“国家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重大集会上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讲。他因而成为法国警察重点监视和驱逐的对象。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巴黎到达莫斯科，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里，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进行严格的党性锻炼。在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理论家班”上，他以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同国民党右派员工进行激烈辩论，赢得“小钢炮”之称。
　　他在一份所写的“来俄的志愿”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
　　邓小平的人生历经坎坷，三落三起。他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愈挫愈奋。这是因为他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曾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是‘三落三起’。”“我今年73岁，自然规律不饶人，但是心情舒畅，想做点工作。”
　　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中，他受到工作和家庭双重的严重打击，陷入人生“第一落”中。但他以超人的沉着、坚毅面对磨难，从主编《红星》报随军长征中“第一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送到江西监管劳动，陷入人生“第二落”中。但他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坚信还能为党再次工作，终于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实现人生“第二起”。1975年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遭致1976年4月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陷入人生“第三落”中。但他依然坚信还能再次奋起，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官复原职，实现人生“第三起”。已经是73岁的邓小平历经那么多的磨难，仍然初心不改，不忘当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力量！
　　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同年，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又极为动情地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就这样，从“工业救国”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年轻时的“已打定主意”到晚年的“奋斗是值得的”，邓小平用一生的坚持与奋斗，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贞信仰，生动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真谛。

（2018年7月16日《学习时报》）

陈云与初心使命

徐建平

陈云，从20岁入党起，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如果当时没有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这一生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上海青浦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岁丧父，4岁丧母，由舅父廖文光抚养长大。
　　陈云8岁那年，舅父送他去私塾学文化，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到练塘贻善初小、青浦乙种商业学校读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回家帮舅父做家务。一心想继续读书的陈云，愿望终于实现，在练塘公立国民颜安小学董事长杜衡伯的保荐下，陈云免费去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陈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更加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凭着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品学兼优奖状。班主任张行恭老师对陈云思想的影响极大。张老师是位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经常向同学们讲述近代历史故事，如林则徐虎门销烟，谭嗣同舍生取义，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等。陈云听得特别认真，笔记一丝不苟，有时还提问题请老师解答。陈云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侵略，什么是封建主义剥削，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油然而生。
　　“五四运动”爆发后，青浦与全国一样，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陈云与同学们组成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上街游行，号召大家坚决不当亡国奴。通过这次反帝爱国运动，陈云非凡的组织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在同学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他立志报国的思想也逐渐萌发。
　　这年夏天，陈云高小毕业。因不愿加重家庭负担，不再继续求学，回到家里继续帮舅父母做家务。班主任张行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廖文光建议：“我弟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可以介绍陈云到那里做学徒，发展机会可能更大些。”廖文光非常感激张老师，答应让陈云到上海去发展。1919年12月8日，14岁的陈云在张老师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经松江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从此，陈云走上革命道路。陈云在晚年对女儿陈伟兰说：“如果当时没有到上海，没有到商务印书馆，不当工人，就没有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这一生。”
　　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当学徒时，发行所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长达12小时。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工友们早早休息了，陈云却不顾身体劳累，去补习中文和学习英文，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看书。脏活累活样样干，从不吭声。陈云很快熟悉了业务，能用英语与外国人做生意，损坏的文具能修复后再卖出去。为人谦和，做事有主见，又能帮助同事，很受师傅和职工的信任和称赞，在工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只当了两年学徒的陈云，就被店方提前一年升为店员。
　　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并且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上海诞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工人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开办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职工中不少人深受革命民主思想影响。“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的广大职工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投身到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浪潮之中。陈云和广大职工一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五卅”惨案的真相，他几乎天天都要走上街头，叫卖商务主办的《公理日报》。为了支援罢工工人，陈云不仅把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工资捐了出来，还组织一些青年工人上街动员和宣传募捐。以后，就被推举为印刷所的罢工委员长，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斗争。
　　在这段时间，陈云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商务印书馆进步同事的引导下，陈云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上海通讯图书馆。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他反复读，反复琢磨，并结合自己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经历，以及到城市后看到、听到和读到的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深入思考，不断追求真理，最后确定信仰。正像他后来所说：“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陈云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革命意志和出色组织才能，引起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罢工胜利后，1925年八九月间，20岁的陈云，经商务印书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和发行所第一位党员恽雨棠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云说“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共产党人终其一生，都要为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情况多么复杂，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时期，陈云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组织赋予的使命。1935年6月，陈云根据中央决定，悄悄离开长征队伍，机智化解重重险情，只身穿越千里白区，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但此时上海的地下组织已经遭到极大破坏，大批负责干部被捕。陈云后来回忆说：当时收集了报纸公告，清醒地数了一下，认识我的叛徒有72个，到外滩去随时会碰到叛徒。有一次，在桥头，果然遇到叛徒，而且已经被认出来。陈云临危不乱，捏准叛徒怕死的心理，双目怒视，压低声音对他说，如果你指认我，“红队”（中央特科行动科）不会放过你！在陈云气势的威慑下，叛徒吓得把帽子往下一拉，转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陈云化险为夷。后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陈云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离沪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始终坚定信仰，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经济恢复时期，陈云不顾身体虚弱，一天只睡几个小时，领导中财委灵活运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发展生产，统一财经，评定物价，起草“一五”计划，打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础。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反冒进”的陈云已身处逆境，仍然多次表示不赞成高指标，建议“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不要见报。1959年9月，陈云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对关系经济全局的钢铁指标进行调整，减少过高指标带来的损失。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陈云4次回家乡调查研究，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当时不少同志劝他慎重，可陈云说，我是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找到一条粮食增产的办法，为什么不汇报。果然，提出分田到户主张的陈云再次受到冷遇。“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受到冲击，被剥夺了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陈云说：“我还是共产党员，还可以看些书，研究一些问题。”他自己出钱，让秘书订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江西南昌蹲点调查。他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等三大箱书学习，思考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对我国经济建设影响的问题。1972年4月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抓外贸，陈云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研究期货，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缚。
　　陈云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1995年4月10日下午14:04分，陈云在北京医院去世。当天上午，在生命弥留之际，还吩咐身边工作人员要缴纳党费。去世后，根据他的遗言，把大脑和器官捐献给医学解剖。陈云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就是奋斗到“翘辫子”。

（2018年7月18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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